台剧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剧评二:导演拒以煽情作卖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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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5-16 02:00:22

台剧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在网络播出后,以其对人性的拷问、对真相的剖析、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折射获得了高度评价,“香港01”认为,可以从善恶的分界、媒体的操守、我们对世界的期待等几个角度进行解读。本文转自“香港01”,原题《【我们与恶的距离·二】拒以煽情作卖点 剧组克制追求真实客观》

贾静雯在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中饰一名电视台工作人员(图源:@不蒸馒头争口气儿)

台剧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(简称《我们》)热播后,引发观众一系列思考,无差别杀人事件、精神病患袭击民众等悲剧,确实曾无情地在台湾社会上演,给某些人、某些家庭,乃至整个社会带来极大伤痛。导演与制作人不愿影射任何事件或个人,在拍摄与行销过程中格外小心谨慎,怕观众看到剧名或片花(预告片)时,误以为该剧想传递特定的观点与立场,因此心生抗拒或产生错误解读,而不愿进入剧中了解全貌。

该剧制片人林昱伶表示,“我们自己先不要去标签,尤其在社群行销上面,你很清楚知道做什么事情会令观众有感觉、会想点阅(点击),所有新闻标题都是这样,愈耸动愈想点阅,愈忍不住自己的手,但我们要不要去做这样的事?”

林昱伶说,以夸张的方式去博得眼球其实很容易,但为免观众有错误的预期、为了更好地说故事,剧组选择不为一时吸睛去贴上自己不愿接受的标签。

“我们有太多耸动的标题可下、太多地方可以更夸大、更加强地处理。”该剧导演林君阳回忆,曾试图将“恶”的元素或更耸动情节加入预告片之中,出来的版本也确实让他们觉得“哗,这个好厉害”,那个讯息好强烈,观众看到肯定会想点击,肯定想要说两句、骂两句。但最终,剧组放弃了这些“最吸睛”的版本。

“在走戏的过程也是,有一些走位和情绪加进去后,那场戏会变得很有张力,那瞬间你会心喜,觉得‘不如就让那一幕发生吧’!譬如受害者与加害者家属在对戏时多一巴掌会怎样?或是我能不能改变杀人犯的形象,让观众有更强烈的感受?”该剧导演林君阳解释,就算完全按照剧本拍摄,他也可以让每个演员表演出不一样的态度,让剧中的杀人犯陈昌变成一个老好人,或是让他变成一个口出恶言、愤怒咆哮、看似十恶不赦的坏人,这些改变都可能让观众有更多的情绪及反应,但对整部戏来说是好的吗?这种处理方式,是否会让观众在看剧时无法站在相对中立的立场来理解?这也是他选择把这些因素都“收回来”的原因。

“节制,我们在过程中不断提醒自己这件事,就如同制作人说的,就算有更好、更酷炫的处理方式,也必须左手压着右手告诉自己:‘不要这么做’,要知道我们在处理什么。”回想从拍摄到行销,林君阳与林昱伶都认为,“节制”是这部剧的重要特色。

除让角色的演绎更真实客观外,剧组在许多场景及事件上也尽力做到贴近真实,其中耗费最多资金与精力的,是搭建新闻台与播放控制室。为了让观众恍如身临其境,剧组不仅平地架起整个新闻台场景,还进入新闻台观察实际运作,尽力将所有细节呈现在观众面前,从其用心程度,能看出“媒体”在剧中举足轻重。

“其实最一开始,媒体并没有占那么大的比例。”林昱伶提到,编剧吕莳媛是在调查时发现,不管在讨论哪个面向的议题,都会很自然带到跟媒体相关的部分,她才突然觉得,似乎可以把媒体这范畴放进去。

吕莳媛在采访时曾表示,或许是担心媒体偏颇片面的报道会造成偏见,在调查的过程中,不论是律师、精神病患或受害者,对媒体都很畏惧。

你今天看新闻了吗?“在现代社会里,大家都需要透过媒体的资讯去得知发生了什么,判断什么是对的、什么是错的,我们学过媒体的人都知道什么是‘子弹理论’、‘守门人理论’,也都曾天真地期待过媒体身为“无冕王”的模样,但那终究只是理想中的乌托邦,我们要做的,就是呈现出媒体真实的模样。”林君阳提到,《我们》每集都会以一则新闻报道作为开头,紧接着转入网友对这则新闻的留言反馈,并从留言的文字中慢慢拼凑出剧名——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。他想借着这种方式提醒,媒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做报道,对大众有很大影响。

“你起了什么标题,我看到后就会这样想;你用什么角度呈现内容,我就会这样判断;你选择带风向,我就会被带着走,这就是事实。你不能期待所有观众都有思辨能力去比报、去看很多不同的讯息作出自己的判断,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做这件事。”林君阳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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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南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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